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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0-20 09:00 来源:中华发展门户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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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力加强党员队伍建设,全面增强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的执政本领一是加强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坚持以党内法规为遵循、以履行职责为要求、以提高能力为重点,开展多形式、分层次、全覆盖的教育培训。二是加强党员干部执政能力建设。围绕“政治过硬、本领高强”要求,研究制定市级机关党员干部能力建设的实施意见,切实提升党员干部的学习本领、政治领导本领、改革创新本领、科学发展本领、依法执政本领、群众工作本领、狠抓落实本领和驾驭风险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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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谷牧(1914-2009)1932年入党,1975年后历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等职。 1988年当选为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谷牧一人扮演着多个角色:他既是开放政策探索者,又是政策的推行者;对地方,他是中央的决策者,在中央,他是前线的指挥官  1979年9月,时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主任的谷牧赴日本,敲定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笔外国政府贷款,他成为日后大规模利用国外贷款的先行者。 “我奶奶在电视里看到了,拿拐棍敲着地板说:汉奸,汉奸。 ”谷牧的儿子刘会远回忆。 “他做这一切靠的是理智。

    ”刘会远说,“走上改革开放之路,是专家型官员的必然逻辑。 ”  1978年之前,分管对外开放工作的副总理谷牧还从未踏出国门。

    那时他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印象停留在苏联人列昂节夫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上。

    而到1988年时,谷牧已穷十年之功,为中国经济由固步自封转向融入世界打下了基础。   十年间,谷牧一人扮演着多个角色:他既是开放政策探索者,又是政策的推行者;对地方,他是中央的决策者,在中央,他是前线的指挥官。

      他所达到的高度和遇到的挫折,隐喻着此间中国在开放初期对世界的微妙态度,以及两者间关系的变化与调整。

      震动:考察西欧带来的“紧迫感”  1976年,“四人帮”被擒。

    在尘埃落定后的宴会上,谷牧喝下二十多杯茅台,创下个人历史最高纪录。 谷牧一生中最痛苦的日子结束,他感到了“国家将兴”的希望。

      1978年5月11日,“真理标准”一文已见诸报端,但尚未震动全国。

    第二天,中央派出的西欧考察的第一支队伍抵达法国,分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谷牧正是该团的负责人。

      这是谷牧第一次出国。

    在回忆录里,他仅用“紧迫感”简单地表达了当时的心情,但考察团已被中西间真实的落差所震动。

    “已不是我们从苏联列昂节夫《政治经济学》上获得的那些老概念了。 ”谷牧说。   当然,另一方面,谷牧也看出中国市场对西欧各国的诱惑。 副总理谷牧受到各国总统和总理们的会见和宴请,这出乎他的意料——若按照国际交往对等原则,此行的会谈对象可能也是副总理一级的官员。

    在西德,巴伐利亚州州长卡里在宴会上表示,愿意提供50亿美元的支持,无需谈判,握握手即可。 当谷牧离开丹麦时,代首相在机场送行时说:你要到大国访问了,不要忘记我们小国。   蓝图:三份考察报告奠定改革雏形  6月6日,考察结束,谷牧回国,与考察团成员合力撰写提交给中央的考察报告。   谷牧在写回忆录时找出了这份报告,其中的大部分设想早已变成现实。

      “我们应当把欧洲当作争取第二世界的一个重点地区,进一步加强工作。 ”该报告认为。 谷牧提出:为了更大规模地引进国外技术设备,要有灵活的支付方式;在外贸体制上,应给地方、各部以一定的权力;必须进行科技为主导的工业革命;加强技术交流,尽可能多派留学生到国外学习。

      那一年,另外两个出访的考察团也向中央提交了报告。

      其一受谷牧委托南行港澳。

    该团的报告大胆提出对有条件的地方,“有必要实行某些特殊管理办法”。   另一支由李一氓、于光远等人带队,去了罗马尼亚与南斯拉夫,考察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间的兼容性,也包含了丰富的政治内涵。

      学西欧的科技,引港澳的资金,参考南斯拉夫计划与市场并行的经济体制。 三路人马,三份报告,奠定了改革开放初期政策思路的雏形。

      实践:开放前线总指挥  考察报告首先得到了老帅们的支持。 在汇报会上,叶剑英说:“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是一面镜子”,“出国考察,就是照镜子,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 聂荣臻会前把报告看了五六遍,他说:“引进什么,从哪个国家进,应该拍板了!”李先念也说:“要利用西欧这个力量。 ”  汇报会后,邓小平找谷牧谈话,说:引进这件事反正要做,重要的是争取时间。   7月6日,国务院召开关于现代化建设的务虚会,有关部委的负责人悉数参加。

    在会上,谷牧再次强调说:一定要解放思想,开拓路子,再也不能贻误时机了。

      这次务虚会一开就是两个多月,“对利用西方国家的贷款和吸收外商投资基本上形成了共识。

    ”谷牧回忆。   共识形成之后的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再为日后被浓墨重彩书写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夯实了基础。

      1979年5月,谷牧亲赴广东、福建两省。 二十多日的调研结束后,他勾勒出了特区政策的轮廓:经济计划以省为主;赋予这两省较多的机动权;财政上划分收支,新增收益较多地留给地方;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各划出一定区域办出口特区,优惠税率,吸引外资,发展出口商品的生产。

      时至今日,这些最初政策虽已几经调整,但其内核却从未改变。   随后,谷牧出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主任,着手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这是中国第一部利用外资的法律,吸收外商资金从此有了法律保障。

      坚持:现实比信心走得更远  “你们上了特区这条船,就不怕船翻了?”自1981年第四季度广东、福建走私贩私愈演愈烈以来,改革派开始受到类似“忠告”。 一位中央领导从深圳回来后说:除了五星红旗还在外,别的什么都没有了。   情绪的弥散拧成了一股势力。 1982年,中央将两省的负责人召集来,专门讨论这一问题。

    在这次座谈会上,一位领导要将《旧中国租界的由来》作为附件一并下发。

    在这篇文章中,特区被与清末上海的租界相提并论。   谷牧明确表示反对:“这样做徒自造成思想混乱。

    ”但文件还是下发。 “街头巷尾那些是是非非的议论随它去,我还是要坚持把这桩事向前推进。 ”人心不稳时,他曾对下属说:不论出什么问题,板子不会打到你们身上,只算我一个人的账。 “父亲的性格里有一种内在的强势。

    他认为对的,一定坚持。

    ”刘会远说。

    两年后,谷牧在指导开发海南岛的工作时,这种性格又一次凸显。   当年3月,在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上,有海南省官员对谷牧的发言不满。

    休会时,他们问谷牧:“为什么不讲海南20年赶台湾?”  自“大跃进”后,谷牧一直对狂热保持着警惕。 “这是桩很大、很复杂的事情,要经过认真分析主客观条件,详细论证,才能组织实施。 ”谷牧说,“要求急了,不可行。 ”“父亲曾深受周总理的影响,专业干部必须坚守原则是周总理的政治遗产之一。

    ”刘会远说。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谷牧在给汕头题词时曾引用北宋改革派王安石的诗句。

    其中冷暖,怕只有饮水者自知。

      1988年,谷牧年事已高,即将离开国务院领导岗位。 当年3月,在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工作会议上,谷牧说,外向型经济在沿海地区将会变成活生生的现实,“我有这个信心”。   这次报告被视为谷牧的“告别演说”。 在谷牧告别之后的20年中,中国已逐步同世界经济融为一体,密不可分。 这足以告慰谷牧的努力:现实比他的信心走得更远。   。

    (责任编辑:佚名 )